腐败现象产生的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摘  要：腐败现象自古就有，直到现代社会，腐败现象越涌越多，追溯起来，可以说它根植于我们传统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政治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沉淀，内化于人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滋生腐败的源泉。当前，反腐倡廉建设是国土资源管理事业发展的生命线，面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腐败案件呈易发高发的态势，我们要更加注重加强国土资源廉政文化意识、文化机制建设，保障国土资源事业健康发展。

传统政治文化是指在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并且在现在以至将来仍然发挥着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是一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长期积淀,于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占据领导地位的封建统制文化，主要表现为人治传统、官本位观念、权力意识、集权意识等等，它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内化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使人们在无意识中受到它的诱导、制约和支配，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潜在指导原则。
一、传统的“家文化”的政治泛化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具有悠久而牢固的宗法族制历史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虽几经变迁,但最终得以生生不息、世代接续的社会组织形态是由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以父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原则的宗法族制。它萌生于夏代,成于商朝,而立于西周。此外，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实施“礼法结合”的治国理念,靠伦理道德规范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时间久,而伦理道德又以宗法血亲的关系为核心内容。这种思想历经各朝的统治阶层的理论宣传,以传统的制度和普遍的社会心理为基础,最终形成一种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即宗法血亲制下的“家文化”。

所谓中国的“家文化”，概括地讲就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家族为其实体存在形态，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规定为行为规范，以祖先崇拜和家族绵延兴旺为人生信仰的一整套家法族规，并把这一套家法族规从理论上升华泛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华人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家文化”，“把家、家族的内部结构、身份关系、道德伦理、认知模式、互动行为规则扩展到家和家族以外的各个社会层面，成为支配、调节中国人、组织和社会的思想体系”。

“家文化”在不同文化国家都某种程度地存在，但在中国，“家文化”成为全部传统文化核心。中外学者对中国“家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有许多精到的论述。陈独秀看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当时就敏锐地看出“中国终古不变的宪法‘精神’是‘家庭的精神’”。中国的“家庭的基础也是‘宪法’的基础”。“中国纯粹建筑在这种道德（家庭的关系）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家文化”延伸而出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组织法则，对中国人传统的社会生活、政治活动形成了特定的规则和思维习惯。这种规则和思维习惯，因其生长于中国宗法族制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所以在当今中国的各种组织或单位中都普遍存在，它虽不能登台亮相，但却约定俗成，往往比正式规则还大行其道。当“家文化”泛化到政治领域，公共权力的组织和运行人伦化，由此就产生了如下后果：一是公共权力运作的个人感情化。二是各种明文规章制度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于是，公共权力的运作就多了人情，少了章程。三是导致公共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监督乏力。一般情况，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也毫不例外地生活在“家文化”的亲情、乡情、同学情、同事情，环境之中，不同程度地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这样使得权力运作带上了私人情感的烙印，情理代替了法理。

二、 “官本位”政治文化的强势作用

“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主导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政治，它服务于专制政体，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特征。其内涵主是指把“官”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和唯一标准，影响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官员等级制度严格。封建制度下的官僚制度和社会权力结构严格而又系统，高度集权而又等级森严，上尊下卑，界限分明，不容僭越，形成了官位、官权和官员三位一体的系统,所有的政治权力集中于各级官吏的手中,官位的等级化进而产生了基于官位的权力等级和相应的政治身份认同。
其次，官与利相通。封建集权制本身作为一体性程度极高的政治制度是把权力执掌者的利益与权力的根本性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使权力直接表现出为权力执掌者的利益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权力的执掌者也就意味着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作用力的强弱，与权力执掌者利益实现程度是一致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官本位”色彩充斥在整个中国传统政治的历程之中。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和生存惯性，强化着中国民众的恐官、拜官意识。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稀缺的社会资源，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普通民众具有事实上的支配作用，这就强化了民众的拜官意识。当然，利益的实现可以通过高成本的规则和低成本的“潜规则”两种途径，而植根于传统亲情基础上的“潜规则”社会交往方式无疑成为民众（包括官员本身）实现利益的首选途径。这样，将情理而不是法理作为社会利益分配和调节工具，必然导致权力腐败。

三、儒家的“重内省，轻制度”思想的深刻影响

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以其一整套范畴体系将中国社会的结构伦理化，且一直参与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及性格特征的塑造，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了广大民众的观念和行为之中。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统治者要施“仁”于民，提出“仁者爱人”的原则。总之，传统的圣贤至上的权威主义政治文化，要求每一级权力掌握者都应成为“王道”、“德治”的载体和忠实执行者，要做到“清、勤、慎”。 在理论上，权力运行过程中，强调权力掌握者的内省自律，并把它作为保证权力正常运行的根本之策是正确的，但从实践效果来看，由于社会结构的相对单一，社会管理比较简单，信息传送比较缓慢的农耕社会，靠权力者的自身道德素质治理社会的模式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不能起根本作用，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王朝更迭皆因官场腐败，“官逼民反”而起，就说明了这一点。

今天，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信息的传送速度等等远比古代农耕社会现代、多变、复杂，与古代官员相比，当今权力的掌握者所面临的决策难度要大得多，所面临的诱惑也强烈得多，仅靠掌权者自身的道德素质来进行社会管理已显然不合适宜。然而，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我们的公共权力运行仍然主要依靠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严格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和机制，因而缺乏对公共权力及其掌握者的刚性的制度约束。尤其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健全，造成了游离于监督之外的特权阶层和特权人物。

四、民众主体意识的普遍缺乏

所谓“主体意识”从哲学上讲，就是在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的关系中，人对自身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清醒认识，它强调的是：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人，是自己生活和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从政治上讲，就是人（是指绝大多数人，不是少数精英人物）对自身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认识，它强调的是：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即人民主权原则；从法律上讲，就是公民明确的权利义务意识，它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但享有权利是履行义务的前提。无论从哪方面讲，“主体意识”都是人对自身主导、支配地位及权利的充分认识。它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国民心理基础。

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封建等级文化的熏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没有个体主体意识的内容，也否认个体作为主体的基本权利，片面强调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和服从。在封建专制统治和这种缺乏民众权利因子的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民众普遍丧失了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而成为被动地由权力驭使的客体，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这样，实现民众对公共权力及掌握者的监督也就失去了国民心理基础，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五、遏制腐败，正确认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涉及到整个历史文化系统。同样，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有相应的体制、制度、法律建设的配套,也需要消灭滋生腐败的主观思想根源,否则,反腐败斗争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贵君轻”、“清官”思想和道德修养、自律意识、正确的义利观等内容,不失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精华，我们今天仍不能低估这种文化的力量。

1．重视文化意识，充分汲取与利用各种有益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文化已深深地融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其精华和糟粕分别沉淀为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所以，我们要客观认识传统政治文化的两个方面，取其精华，为现代所用，如传统社会把“礼”、“义”、“廉”、“耻”视作“国之四维”的廉政精神，对待名利要“取之有道”要“舍利取义”、“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济世”、“治国”、“安民”的修身要求等，这些都是当今廉政建设体系的内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经过历代人们的探索加工和改造,许多文化精华已融入现代文化思想中来，在今天有着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形成带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内容。如现代人民群众评价“民贵君轻”的思想,绝不会再从帝王统治的权术角度去考虑而必然是从“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这个新的命题出发来吸收。
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必须弘扬适合现代发展的传统文化精神，利用传统文化的道义力量，让其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

2．建立廉政文化建设与政治制度建设相结合机制。当前，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而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的廉政文化习惯。所以，我们要迫切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培育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首先，要设计好民主制度和机制特别是监督制度和机制，健全法治，充分实现对公共权力及其掌握者的制约和监督。其次，制度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和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相应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即人们的思想观念作支撑，只有广大民众真正树立起主体意识、主人翁意识、责任意识和监督意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监督”，把腐败降低到最小程度。

3．增加文化含量，构建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从古至今的潜规则成为以利益调节与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根植于人们的内心且长期存在，最终成为权力腐败和规则、制度消解失灵的重要因素。在今天利益主体多元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多层次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的情况下，要正确处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培养党员干部的廉政修养，我们必须建构与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全社会的新的文化精神，以此给反腐败提供一种精神支撑。

六、加强国土资源廉政文化意识、文化机制建设

作为管理土地、矿产资源的政府部门，国土资源部门位高权重，各种诱惑很大、很多，被社会认作是高危岗位。另一方面，国土资源管理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这决定了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我们要以徐绍史部长所说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国土资源管理事业发展的生命线”为主旨，充分认识国土资源工作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国土资源工作廉政文化建设的好坏，将从源头决定国土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

 1.明确国土廉政文化建设目标。围绕服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抓住培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信念这一核心，以倡导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为主要内容，以实现“精神永新，贞洁永葆”为目标，培养塑造廉洁自律的国土工作人员，全面提升廉明公正的国土形象，营造高效有序的工作环境，开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新的局面。

2.确立国土廉政文化价值观念。服务为民、务实争先、清廉自律可以说是国土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土工作人员最崇高的“业德”。其中，“服务为民”是阶基，“务实争先”是阶梯，“清廉自律”是扶手。创新国土廉政文化，创建国土廉政文化品牌，应紧紧围绕“服务为民、务实争先、清廉自律”这一核心价值观来展开。全体干部职工树立以民为本理念，以廉明高效作风，大力服务人民群众，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能够得到了有效解决，基础、业务工作都能得到有效推进，群众满意度能够同时得到大幅度提高，这自然是理想的“多赢”效果。

3.建立国土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廉政文化建设列入领导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内容，定期考核，奖优罚劣，鼓励先进，鞭策后进，叫响国土廉政文化品牌。

4.拓展国土廉政文化教育覆盖面。要想使廉政文化真正入目、入耳、入脑，使廉政文化建设成为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拓宽廉政文化教育覆盖面，必须让廉政文化融入国土系统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让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基层、进国土人的业余生活，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方式上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不断拓展讲廉、读书省廉、典型导廉、亲情助廉、媒体宣廉、预警谈廉、舞台演廉、短信送廉等新形式，把廉政文化传播到国土基层干部，增强廉政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